日本战后三位新女性的个案研究（节选）


　　——by玛格丽特•夏奈


　　在战后的作为并非依附于男人而知名的女性，或者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和男性同等成绩，乃至于超越自己的男性对手的女性，在日本这个特殊的国度里享有自己独立的知名度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不可复制神话的女性，这就是我研究的课题。

　　这三个没有一般性质的女性的事迹从某种角度上讲并不是没有参照的意义，这是针对欧美的女权主义理论严重地偏离了本意和走向了极端的一个针对性质的研究，即参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人的自我实现来对我们欧美的女权主义理论进行修正，最起码，提供参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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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香兰（1920.2.12-　，日本本名山口淑子）作为日本在东亚以及南亚地区四十到六十年代最受欢迎女歌手和女演员，她的事业的成功带有很大的时代背景性质，或者说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

　　四十年代初，李香兰作为侵华日军的宣传工具多以中国女子身份扮演崇尚日本侵略军的角色，后为其行为道歉。在1945年日军投降前期在上海大光明大戏院举行了个人演唱会“夜来香幻想曲”。　1945年日本战败，满洲国灭亡，李香兰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逮捕。但随后在证明了她的日本移民身份后，她被无罪释放并于1946年2月遣送回日本。

　　李香兰的多重复杂的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她本身心灵遭受折磨并且能够把这种复杂痛苦的心理通过自己的表演从电影里面展现出来，以达成艺术的感染力的基础。

　　————————————以下是引用的《李香兰传》中的节选资料——————————

　　她出生于日本一个汉学世家，祖父是一个汉学学者，父亲受其影响早年到中国学习，后任职于‘满铁’公司。

　　山口淑子少年时代留在脑海里的那片血红让她终生难忘——1932年，她亲眼看到几名被绑的中国人被日本宪兵当场枪杀，血肉模糊。后来她才知道那与平顶山惨案——3000名中国平民遭日军屠杀的事件——有关。平顶山事件中，由于父亲因“通敌”受到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迁居沈阳。13岁时，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她也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李香兰。

　　命运有时是在不经意之间改变的。李香兰与白俄罗斯女孩柳芭的邂逅就是这样，那次相识使李香兰有机会跟一位俄罗斯声乐家学习声乐，她的音乐天分得以发掘。这一时期，日本为推行“日满亲善”、 “五族协和”的怀柔政策，开始在电台上播放“满洲新歌曲”，既懂日语又会北京话的李香兰于是作为“少女歌手”被推上舞台。14岁时，李香兰前往北京读书。 1937年，由“满铁”公司出资的电影公司“满映”成立，李香兰被聘为专职演员。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蜜月快车》奠定了她“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的地位，后又演出了《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和《白兰之歌》等“大陆三部作”。1943年，因参演《万世流芳》，李香兰这个名字曾轰动一时。

　　山口淑子的“李香兰时代”，正值日本侵华时期。《李香兰》的作者之一藤原作弥说，“她在祖国日本和故国中国之间的夹缝中受到命运捉弄，度过了非常苦恼的青春岁月。”对此，山口淑子说有两件事让她终生难忘，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心酸。

　　1938年10月，18岁的李香兰作为“日满亲善”代表首次回日本，兴奋之中的她万万没想到，当验过护照刚要下船时，听到官员凶狠地喝叫：“你还是日本人吗？一等国民却穿着支那服，不觉得羞耻吗？”山口淑子说：“当时我都蒙了，不明白那个日本人为什么说那种话，为此我十分苦恼。”后来在东京，当她身穿中式服装演唱中国歌曲时，掌声中不时传来谩骂。这使她对祖国日本的幻想开始破灭，她感到可悲的，“不是为日本人错把我当成中国人而歧视，而是祖国的日本人对我出生的中国———我母亲之国的侮辱。”

　　1943年，李香兰参与演出了描写林则徐禁鸦片的历史剧《万世流芳》，她在剧中扮演了一位诉说鸦片之害的卖糖少女，唱过《卖糖歌》。在北平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后，有位年轻记者追上来问她：“李香兰，你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演出《支那之夜》、《白兰之歌》那样侮辱中国的电影？你中国人的自豪感到哪里去了？”面对责问，她道歉说：“那时我年轻不懂事，现在很后悔。在此向大家赔罪，再不干那种事了。”不料这番话引起一阵掌声。她回忆说：“实际上那时他们已经知道我是日本人，只是希望我能谢罪。”

　　追忆往事，山口淑子说：“在那个战争年代，为了生存，我的确是拼足了力气学唱歌”。她称，对那些曾为军国主义服务、歧视中国人的电影而感到内疚。因受不了“李香兰”身份的重压，她在1944年从“满映”辞职，客居上海。1945年日本战败，李香兰被军事法庭以“汉奸罪”嫌疑审讯，后因公布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幸免。对自己以中国人的名义演出的《支那之夜》等电影，她说“虽因年轻但考虑愚昧”而表示道歉。1946年2月，她被释放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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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可以说是年轻的李香兰（在日本之外，宣传中她的名字一直没有变过）艺术生命的重新开始，当时整个日本被美军管制，东京审判正在筹划进行中，但是日本的极右翼势力还在大肆活动，鼓吹战斗无罪的观点。

　　这个时候已经从伊里安回到日本的战后和平主义思想家宫泽栩（他的妹妹是我的另外一个研究对象）感到有必要采用某种必要而且有效的方式对于国民的心态和思想进行改造。正如中国的鲁迅认为文艺可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一样，宫泽栩认为更加直观的电影更加不错，并且有利于他表现自己的思想。在他的好朋友埃里克森先生以及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埃里克森的支持下，他写好了剧本并且邀请李香兰出演这部剧中的重要角色，他的举动甚至于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支持。

　　于是就有了《乡愁》这部电影，虽然宫泽先生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导演，但是不得不说他的这本电影是一部是一部奇特的极富有感染力的片子，深刻地反思甚至于启发了战后的欧洲新浪潮主义之后的左岸派。引发了电影思考的大讨论。

　　《乡愁》以日本南洋的妓女的生活为主题，宫泽栩在南洋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日本的南阳妓女的生存情况很了解。电影很写实地刻画了日本的女性在南洋过着一种怎么样子的生活，其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祖国赚钱求得祖国的复兴和强大，而日本在畸形地强大了之后反而开始侵略周围的国家，并且如实地记录了日本军队残杀侵略国的平民，糟蹋妇女的行为。

　　电影在1947年公映之后在日本产生了强烈地反响，一方面有极右翼分子跳出来叫嚣说这是对日本政府和日军军队的侮辱，另一方面，电影里面其他的情节深深地刺激了日本民众的神经——日本军队在侵占了南洋之后不仅不解救自己当妓女的同胞，反而把她们充入了军妓的行列，国民坚信的自己军队的争议性质在这部电影里面被严重动摇。

　　不得不说的是李香兰在这部电影里面的的表演，她饰演一位南洋的妓女，努力工作并且为家里面寄钱支撑自己弟弟的学业；同时，她还要饰演一位中国妓女，为了生存而出卖自己的肉体，最后被侵占中国的日军强J之后杀死。李香兰在这部片子里面的表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这个剧本据说是宫泽栩在收集了南洋的日本妓女的资料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当拍到南洋的日本妓女最后死的时候，给自己的姐妹们说“请把我的墓碑的方向朝着南方罢，我即使是死也是不愿意看着日本的。”这句台词在日本引发了海啸般的效果，向来继承中国和中国一致的极端爱国主义因为这句台词遭受了大极大的震荡。

　　但是也要看到这本片子的深刻的思想性一直到了1950年才有日本人心平气和地静下来写相关的文章，同时对于南洋日本妓女的研究才走出纯粹感性的误区，后来的研究表明宫泽栩先生的片子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基础有原型的。这个片子所要表达的就是当时的日本并非是一个好的日本，日本的民众为了满足少部分人的野心被煽动和和迷惑，被洗脑，正如三十年代的同样被洗脑的德意志一样。宫泽栩再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说的拍这个片子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被迷惑的人头脑清醒过来。

　　而李香兰在拍片之后的感受是“只想流泪，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演别人的同时感觉就好像自己也在遭受同样的苦难和委屈，拍最后一幕的时候泪流得不能自已，即使是导演已经停住了我也忍不住哭泣，当时整个拍摄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说不出来话，担任副导演的黑泽先生上来抱着我一边流泪一边说道，‘孩子，你受委屈了。’不少人当场嚎嚎大哭……”（摘自《李香兰回忆录》）

　　这部片子在日本公映引发了“地震”，宫泽栩叛逆般的思想和李香兰娴熟的演技让整个日本陷入了无语，当时的东京审判正在进行，战犯在出庭之后往往遭受人群丢掷瓦片的待遇。当然，也有部分人指责宫泽栩和李香兰卖国，宫泽栩和李香兰在驻日美军的保护下依然遭受了若干次的袭击和刺杀，之后宫泽栩和李香兰因为安全原因，暂时离开了日本避往伊里安。宫泽栩在这里拍摄了他的第二和第三部电影。《去中国的船》和《夜来香》。

　　这几部片子在日本一直等到 1950年才正式上映，同样是对日本战时的作法已经国民心态进行反思。在这之前在中国的部分地区以及香港、伊里安、印尼、美国、欧洲等地区已经上映过了，均引发了强烈地反响。伊里安在韩国的部队甚至于把这个定为日本战俘的教育片，这很快也被中共方面和苏联方面所采用。李香兰这个名字逐渐成长为为亚洲和世界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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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1960年为止，李香兰作为宫泽栩的御用演员，以每年拍两部戏，出至少一张唱片的进度继续着自己的演艺事业，同时她和其他的著名导演如黑泽明，小智慎二也有合作。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李香兰宣布息影为止，她的影片伴随了一两代人，在特殊的年代成为了流行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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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和日本建交后的引进了李香兰和宫泽栩合作的最早的三部影片，在中共看来，这三部影片从某种程度上符合他们所宣传的日本人民受了日本政府的蒙骗的态度，因此随着这三部片子的引进，中国培养起了新一代李香兰的歌迷影迷，以至于之后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访日的时候在考察经济的行程上破例加上了看望李香兰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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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香兰的例子的特殊性在于，一是她的身份，她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日本人，对于中国和日本都有感情，并且深刻体会了中日之间的战争，在初期的不少影片中能够很自然地表现出相应的复杂的情感，正好迎合了日本战后反思的风潮和亚洲战后的伤感的情绪。

　　二是在1946-1963这段工作的黄金时间里，李香兰虽然经历了短暂的婚姻，但是马上不久就离婚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对于日本这个特殊的东方国度，一旦结婚就意味着女性必须辞去工作，专心在家做全职太太，这和我们欧美有着某种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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